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家族传统的民族，无论是几千年传承不衰的名门望族，还是偏远乡村的小姓微族，莫不以家族的文化传承为第一要务，修谱建堂，努力延续自己家族的兴旺历史。 　　

　　中国人自古有耕读传家的传统，从这样的对联中就可以窥见一斑：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；“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。”等等。 　　

　　家风是以家教形成的家族风气，而家训是家教的一种形式。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家训是《朱子家训》，这也是把家风传承用文章警句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典范，成为千百年以来中国家庭教育后代的圭臬。 　　

　　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。既昏便息，关锁门户，必亲自检点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……”从居家生活，到子孙培养，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规范，要求家族子孙恪守。 　　

　　《朱子家训》作者朱柏庐，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位颇有气节的学者。明亡后隐居不仕，康熙皇帝曾数度征其为官，皆辞不赴。其父朱集璜亦为大儒，为拒清兵，保卫乡关,毅然殉国。朱家父子，可谓既博学又忠烈。 　　

　　唐代的大诗人陈子昂是唐代诗歌创新的先驱，他的父亲陈敬元一生不入仕。他弥留之际留给儿子的家训是：居家务期简朴、教子要有义方、和平以待人、为官务守廉正、凡事当留余地、恤贫苦乡亲、敬老兼爱幼、富不淫贫不盗。之后的100多年，他的儿子、孙子和重孙，都遵循此家教，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。 　　

　　宋代包青天的公正清廉之名更为大家说熟知。他最恨贪官污吏，为包家子孙留下一篇著名的家训：“后世子孙任官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。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 　　

　　司马光教子也是古代家教的典范。司马光，字君实，号迂叟，世称涑水先生。北宋政治家，历史学家，官至宰相。司马光虽官高权重，但严于教子，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。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《训俭示康》。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，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，告诫其子：“有德者皆由俭来也。”“俭以立名，侈以自败”。 　　

　　由于教子有方，司马光之子，个个谦恭有礼，不仗父势，不恃家富，人生有成。以致世人有“途之人见容止，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”。 　　

　　抗日时期的吉鸿昌家族，家风也是有名的。吉鸿昌是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，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，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、师长，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。 　　

　　1920年，25岁的吉鸿昌任营长，父亲吉筠亭病重。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：“当官要清白谦正，多为天下穷人着想，做官就不许发财。否则，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。”吉鸿昌父亲病逝后，他把“做官不许发财”六字写在瓷碗上，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，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。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：“我吉鸿昌虽为长官，但决不欺压民众，掠取民财，我要牢记父亲教诲，做官不为发财，为天下穷人办好事，请诸位兄弟监督。” 　　

　　吉鸿昌言行一致，一生清白谦正，处处为民众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，奋起抗日。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，牺牲时年仅39岁。 　　

　　当代的红色家族中，周恩来的家风最有代表性。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是周恩来的侄女，他回忆，伯父最常说的是要把我们像小土豆一样放到群众中去，不搞特殊化。 　　

　　周秉建印象中的伯父周恩来，对待属下子女非常和蔼可亲，对待晚辈也十分关爱，但这种关爱更多体现在严格要求上，嘱咐他们不能搞任何特殊化。“伯父曾经对我们说，要把你们像小土豆一样放到群众中去。” 　　

　　周秉建是周恩来胞弟周同宇之女。1968年8月，她初中毕业后，从北京到内蒙古牧区插队。在此之前，一直在北京生活的周秉建会经常到伯父家串门。因为伯父周恩来的工作非常繁忙，印象中和伯父交流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。内蒙古牧区插队期间回北京，吃饭时伯父常会问起牧区的生产生活情况。 　　

　　“伯父对待至亲的六个侄儿侄女，都像自己孩子一样，要求非常严格。”周秉建回忆说，上学时他们在学校填表格，都不会把伯父的名字写上。哥哥姐姐在郊区上学，都是公交车往返，从来没有派车接送过，周家子女上学的原则是“考什么分，上什么学”，没有特殊化，该下乡下乡，该工作工作。她和哥哥周秉和先后响应国家号召到内蒙古和陕北插队，伯父在繁重的国务工作中，专门抽出时间为他们践行，再以后，六个兄弟姊妹都从事着非常平凡的工作。 　　

　　“伯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倡导晚婚晚育，说不要生太多儿女给国家添负担。”周秉建说，自己结婚很晚，也只有一个儿子。儿子从小就很独立，大学毕业后和同伴一起创业，现在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　　

　　不同时代不同家族的家规家训，演绎成丰满的家风文明，在整个中华大地上不断传扬，成为各个时代各个家族共同遵守的“乡约”“族规”，津润在每一个家庭的生命中。